“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020年12月11日中午，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黄宗英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侧躺在病床上，与陪护了她25年的保姆对诵唐诗《静夜思》。
 
　　12月14日凌晨3时28分，黄宗英逝世，享年95岁。
 
　　在悼词中，她和赵丹的儿子赵左说：母亲是幸运的，一生经历了几代人才有可能经历的人与事，过程中有失败，有成就，始终面向光明。
 
　　黄宗英早年拍的左翼电影，结尾多是“走呀走呀，走向远方”。现在，她真的走了。
 
　　“远方”不远
 
　　黄宗英的人生是在9岁那年发生第一次断裂的。那年父亲突然因伤寒病逝，家道陡落，从月入360元大洋，到无分文收入。
 
　　她9岁前的人生，富足而温暖，书香满溢。父亲黄曾铭是青岛电话局总工程师，曾留学日本，酷爱京剧。
 
　　这是一个温馨自在的大家庭，黄宗英觉得他们家没有所谓的“家教”。父亲对子女个性、志趣的自由发展从不干预，还老没大没小地撺掇他们上树、爬墙，给孩子们当马骑，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间带全家看戏。父母并不对孩子们进行“好好读书”的说教，却将《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等整个文库连着带玻璃门的书橱一起买回来。兄妹们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黄宗英最喜欢整理书架，一本本似懂非懂地看过去，记住了许多唐诗宋词，直到晚年还能流利背出《琵琶行》《长恨歌》等长篇诗词。
 
　　为了养家，黄宗英15岁踏入上海滩的演艺圈。年纪尚小的她身材瘦削，穿旗袍不显曲线，戏院老板要她找两块海绵垫在衣服里，还要对人赔笑，甚至主动蹭人。她说，寄人篱下没办法，只能这样生存下来。
 
　　1943年，黄宗英在轻喜剧《甜姐儿》中主演一位大小姐，红遍上海滩。每场演完都会有很多粉丝守在后台给她送花，请她吃饭。她每天都收到求爱信、照片、请帖、鲜花，晚上一下戏门口有许多大亨、少爷的汽车在等她。
 
　　突如其来的大红大紫让黄宗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不安，她不想再接《甜姐儿》之类的剧本，想回去读书又不现实。她说，不知为什么，她想结婚了。
 
　　丈夫郭元同是一名剧团指挥，婚后18天就病逝了，那时她才18岁。21岁那年，为了有一个好人可以依靠，她“一时兴起”嫁给了自己的老板、南北剧社社长程述尧。
 
　　1947年夏，她在拍摄《幸福狂想曲》时结识了著名演员赵丹。这是一部讽刺喜剧，故事说的是当时的年轻人没有出路，赵丹饰演的无业者摆地摊卖“消瘦丸”，遭流氓打警察赶，结识了黄宗英饰演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两人成为了情侣，一起设法逃出魔掌，踏过郊野的垃圾山，去寻找“人与人平等的地方”去了。
 
　　之后，黄宗英离开了程述尧，与赵丹结婚。她说，自己一生中最迂回曲折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她也经常对朋友说，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嫁给了赵丹。
 
　　这年秋，昆仑影业公司老板任宗德邀请黄宗英签了基本演员合同。昆仑影业出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片子，放映时，影院里哭声此起彼伏。黄宗英能感觉到，这是一家进步的而非纯商业化的电影公司，但她并不知道这是中共地下党通过阳翰笙来领导的，是地下党在白区的据点。她尤其想不到，自己就此算参加了革命，“老来还捞了个全劳保”，成为局级离休干部。她只是朦胧感到，身边有一种神秘氛围。
 
　　在迎解放的炮声中，黄宗英参演了表现国民党政权末日景象的片子《乌鸦与麻雀》，饰演国民党官员的情妇，被认为是她的演技高峰。
 
　　这部电影的主要编剧陈白尘是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当时任宗德家开了两桌牌局，黄宗英和其他女客吆三喝四打麻将做掩护，陈白尘、赵丹等编剧组成员打梭哈，攒出来的剧本大纲就写在记分纸背面。
 
　　新中国成立后，在控诉旧社会没有创作自由的座谈会上黄宗英才了解到，剧本的送审本是伪造的，真的剧本则藏在摄影棚的房梁上。那时她才知道，“很远的远方”并不远，就在她的身边。

　　“气质不过关”
 
　　1950年，赵丹主演、黄宗英参演的《武训传》公映，反响极其热烈。
 
　　《武训传》开拍于1948年，拍这部片子的背景，黄宗英总算“清醒又明白”。当时“三大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为虚张声势，总在电影前加映所谓“戡乱”片。于是阳翰笙把赵丹等找去布置任务，说导演孙瑜已经带着《武训传》的剧本去了国民党的“中央电影制片厂”，提出要拍重点片，邀赵丹主演，让赵丹狮子大开口，要最高的片酬，占住他们的资金，还要占住他们的设备、场地等。
 
　　影片好评如潮，赵丹和黄宗英以为能像《乌鸦与麻雀》一样获得大奖，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等来的却是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黄宗英回忆，那时她每年的年终鉴定第一条总是“听党的话”，哪怕《武训传》受到这样的批判，跟党也不隔心。
 
　　1959年初，她又受到了一次更大的震撼。当时她正在参加电影《聂耳》的拍摄，饰演舞女冯凤(赵丹饰男主角聂耳)。一天电影局领导突然宣布，把她从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调至电影文学创作所，专业写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黄宗英因为“长得不像工农兵”，演电影的机会少了。为了能脱胎换骨，她又下工厂又下农村，但始终“气质不过关”。她要求回到舞台(因为舞台表演动作大，可塑性更强)，也不被批准。与此同时，因为在演艺圈中算得上是“笔杆子”，她被选送参加了北京第一届电影编剧讲习班，并被吸收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突然被改行，毫无思想准备的她大吃一惊，头猛地一下疼了起来。从此，头疼伴随了她一辈子。
 
　　作家陆正伟80年代结识了黄宗英，他回忆，黄宗英患有严重的头疼症，要服用奥氮平。这是一种精神类处方药，黄宗英的户口在上海，晚年定居北京的她在北京没医保，开不了这种药，经常向在上海作协工作的陆正伟求援。陆正伟接信后就马上到华东医院开药速寄北京。一来二去，他手上有了二十多封黄宗英写给他的信，信中还告诉了他此病的来龙去脉。
 
　　60年代，夏衍提出，黄宗英不写电影剧本的话一年交两篇报告文学也可以。她从此“堂而皇之地写起报告文学来，而且变得只会写报告文学了”。
 
　　为了寻找素材，她经常离家去偏远地方体验生活，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夜醒过来灵感乍现就赶紧写在小纸条上，用大头针别在沙发或床边，家人经常被大头针扎到。很快，她创作出了《邢燕子》《小丫扛大旗》和《特别的姑娘》等以“社会主义建设典型”为主题的报告文学。
 
　　那段时间，她忙于下生活，采访，写作。赵丹和前妻叶露茜的女儿、舞蹈家赵青曾在《我和爹爹赵丹》一书中回忆，父亲和宗英妈妈终年天南地北，聚少离多，逐渐产生了隔阂。1962年秋，父亲向她吐露，自己爱上了南国名优红线女。她建议父亲去找周恩来，父亲真的去了，但周恩来没有同意他离婚。
 
　　赵丹在接踵而至的运动中屡受冲击，“文革”中更是被关押了五年，黄宗英始终陪在他身边。
 
　　70年代初，黄宗英被下放位于上海郊区奉贤塘外的上海文化“五七干校”。
 
　　男女宿舍隔着薄薄的芦苇墙。黄宗英住上铺，从芦苇墙上方能看到隔壁睡下铺的巴金，夜间偶尔能听到他睡梦中的惊叫呻吟。当时他的爱妻萧珊患了癌症，他却不能去探视。
 
　　黄宗英回忆，自己不太想活下去的时候，常常望着沉默的巴金。他已晒得黝黑，但双目依然睿智慈祥。白天，他戴着旧遮阳帽，赤脚穿着洗得发白的鞋，走在塘外田野，让她想起北欧小说钢笔画插图里的大叔。她曾多次饰演巴金笔下的角色，其中《家》中的梅表姐是她最满意的角色塑造。她说，这么苦情的角色，她赋予了其微笑。
 
　　在干校，她学会了一种本领：无表情。路上遇到熟人，她马上瞳孔散开，目光呆滞，径直而过。遇事，既不能哭，更不能笑，因为一个笑容就有可能构成罪状。她说，这种表情，一个演员也是很难练的，练好后也是留有后遗症的。
 
　　“在生命的底片上第三次曝光”
 
　　1978年，《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周明去黄宗英和赵丹在北京华侨大厦的住所看望他们，赵丹问他：“宗英最近哭出来一篇文章，是控诉‘四人帮’的，不知你们《人民文学》好不好发表？”
 
　　“哭出来”的文章，就是黄宗英的首篇名作《星》。1978年，电影界为一批人士平反，但没有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黄宗英写了此文悼念她。上官云珠的丈夫正是黄宗英的前夫程述尧，两家人始终保持着热络的往来。
 
　　《星》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反响强烈。1979年，黄宗英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时，她已经成为徐迟、刘宾雁、柯岩、理由、陈祖芬、程树榛、鲁光、杨匡满等报告文学作家群中的主力成员。
 
　　1981年，中日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开机拍摄。黄宗英在片中饰演婉怡，这是她时隔二十多年后首次重登银幕。
 
　　中方导演段吉顺回忆，虽然黄宗英戏份不多，但是开拍前她主动到无锡体验生活。有一场在家杀鱼为赴日留学孩子送行的戏，拍摄时已是晚上十点，但黄宗英坚决要求用活鱼不用道具。她说，在无锡太湖边上，哪能让孩子吃不到一条活鱼？最后，摄制组在老乡家鱼缸里捞到了一条。
 
　　影片原定中方主演兼艺术顾问为赵丹，但影片开拍前，赵丹病重入院，经检查是胰腺癌晚期已经扩散，不久去世。黄宗英说，自己这辈子的一大遗憾，就是没能和赵丹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再续银幕缘。
 
　　在日本举行的首映式上，黄宗英沉默良久，指着剧场进口处说：“你们看谁来了，是赵丹先生来了，他人走了，心还在，他就坐在你们中间，和大家观看这部影片。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但也经历过十分不愉快的时候，他来这里是要提醒我们，正视历史，回忆过去，是为了把握现在，争取美好的未来。”
 
　　1982年9月初，黄宗英第一次随中国作协参观访问团到西藏，她担任团长，周明是秘书长。采风结束，临行前两天，黄宗英在招待所意外碰见了扎根西藏、正要进林区的高原生态学家徐凤翔，便不顾大家再三劝阻坚决退票，要与徐凤翔同行。她还托周明带了几封信给家人，全是安排后事的“遗书”。
 
　　此后她住进徐凤翔的小棚屋里，用3个月时间写成一篇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小木屋》，风靡一时。
 
　　不久，她的人生轨迹再次改变。1984年7月，她下海经商，成立“蛇口都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接受采访时，她说：“我要在生命的底片上第三次曝光。”她回答了从商会不会影响创作的问题：“我认为要写好改革的文章必须有改革的思想，你不懂CIF(到岸价)、FOB(离岸价)、FAS(船边交)，你怎么写对外经贸战线改革者的文章？”
 
　　然而，创业一年间，她不断受骗，筹集的大量资金被人挪用，公司运营一直亏损。1986年初，被视为文化创业界“吃螃蟹”者的她黯然离开了深圳。
 
　　“大海”与“高山”
 
　　1980年赵丹英年病逝后，有朋友劝黄宗英再找个伴侣，她却说：“我曾经嫁给了大海，难道还会再嫁给小溪吗？”
 
　　没想到，“大海”之后还有“高山”。1993年深秋，黄宗英与著名翻译家、文艺界人称“二哥”的冯亦代结婚。
 
　　两人的书斋挂着冯亦代与已故前妻郑安娜、黄宗英与赵丹的合影。黄宗英说：“正因为我们对各自的过去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彼此都深深地理解和信任对方。”他们将二人的散文合集命名为《命运的分号》，著书撰文时也从不回避各自的情感历程。她说：“记住应该记住的，忘记应该忘记的，切莫忘记应该记住的，记住应该忘记的，那就没治了。”
 
　　1998年，南通市政府正式公布，将赵丹在南通市西南营36号的故居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友人告知黄宗英这一喜讯后，她欣喜异常，还回寄了一幅怀念赵丹的书法作品，上写：自君别后，山川伴我我伴山川。自君别后，砚冷墨枯纸黄笔魂相偎依。自君别后，只想忘记偏难忘记。自君别后，怎料得最悲寂寞。
 
　　黄宗英用了“和美宁静”来描述晚年这段婚姻生活。冯亦代叫她“小妹”，说她是“七十岁的年纪，十七岁的脾气”，还称她是自己的活字典，有想不起来的简体字，不用查字典，一问她就解决了。她则称呼冯亦代“二哥”，说自己爱他的为人憨厚，学识渊博，写文章要引用典故，只要问他一声，他马上就能准确地从书中找出来。
 
　　2005年元宵节，冯亦代去世。他走后，黄宗英出版了他们的情书集《纯爱》。
 
　　自此，她孤身一人。她说：“孤独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以前过得太热闹了。”
 
　　晚年，她读了函授大学，弥补年轻时没上大学的遗憾。年过八十后，她每日仍读书、写日记。
 
　　2008年春节，周明去看她，在东楼17楼的病房窗前促膝而谈了一个上午。她为周明题写了一句自己很喜欢的话：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2018年11月30日，黄宗英参演的最后一部电影《请你记住我》上映。92岁的她饰演自己，她在大银幕上说，自己这辈子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嫁给赵丹。“他一生坎坷，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
 
　　赵丹的女粉丝众多，黄宗英会请她们到家中做客。她说，她们都爱她的丈夫，这是她最自豪的事。
 
　　中国电影集团艺委会主任江平导演是1975年春节第一次见到黄宗英的，那时他刚14岁。他在亲戚家过春节，赵丹和黄宗英一家就住马路对面的湖南路8号。江平是赵丹的小同乡，去他家玩儿，见黄宗英穿着深蓝色布衣罩棉袄，正系着围裙忙家务，未施粉黛，就像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1986年，黄宗英和江平在赵丹的家乡江苏南通。图/受访者提供
 
　　2020年春节，刚从中影股份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的江平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她对着镜头朗诵诗歌，还特地录下“武汉加油，全国加油，奶奶也加油”的视频。江平过年回南通为赵丹扫墓，把视频发给她，她特别高兴。
 
　　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黄宗英都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度过的。她每天背诗词，坚持写日记，写长短不一的随笔，并把这些短文命名为“百衲衣”。她最爱念的诗是自己写的《别说自己老了》：
 
　　别说自己老了！别老说自己老了！根本别去想自己老还是不老。青春的节奏还在我心中跳跃，未来的蓝图依然盘旋在我的头脑，儿童般的好奇也并没有把我抛掉，追求新知识那股劲头我也不输学生年少。凭什么说自己老了？唉！暮年该来的烦恼找上了我，我就跟比我还糟糕的人去比较，于是坦然一笑，哈哈，还好还好！